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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全球的公民參與呈普遍上升之勢
61歲的Ortwin Renn是斯圖加特大學環境社會學與科技評估學教授、風險管理與可持續技術發展跨學科研究部主任。他從2007年開始兼任挪威斯塔萬格大學(Stavanger University)綜合風險分析學教授,2009年開始任哈爾濱工業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nn是在公民參與下解決爭端過程中著名的調停人和顧問。
Renn: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人口密集區,這意味著他們互相依賴的程度也越來越高。一個人的行為會影響到其他人。基礎設施項目往往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受益群體與風險承擔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后者會質疑,為何別人受益,而要自己來承擔不利后果。還有一個問題,即便是專家學者們,他們對于某個項目的目標和細節也常常會有不*意見。這樣一來,他們的知識在調解過程中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因為每個人都各持己見,強調自己認為有用的方面。在很多情況下,專家評估出的風險與公眾主觀想象的風險之間會存在差距。如果沒有人出來解決這種問題,公眾中就會滋生不信任情緒。很多人還會感到自己的生活被自身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左右,因此他們會奮力捍衛自己的權益,反抗他們認為被強加于自身的一切事物。最后一點,隨著相關個體的教育和經濟層次的提升,其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愿望也會變得更強烈,尤其是在事關切身利益的決策制定中。
甜蜜的合作
南南合作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從中獲益。西門子印度公司幫助西門子肯尼亞通過這樣一個項目,在烏干達修建了一座生物質發電廠。
黎明的寂靜被打破,溫暖的陽光灑在蔥蔥郁郁的群山之上。赤足的孩子們在木屋之間撿拾柴火。烏干達國歌《噢,烏干達,美麗的國土》被用來形容埃爾岡山的自然之美毫不夸張。埃爾岡山是一座跨越烏干達和肯尼亞邊境的死火山。但是當夜幕降臨后,自然之美被濃濃的夜色嚴密遮蓋——非洲的“綠珍珠”正面臨著嚴重的電力短缺。
烏干達國家環境管理局表示,該國有超過90%以上的人口無電可用。目前的峰值電力需求約為400兆瓦。與烏干達人口總數差不多的加拿大的峰值電力需求是其250倍之多。在烏干達,水電所占比例超過了四分之三。當2006年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維多利亞湖遭遇50年來最大旱情時,烏干達就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電力短缺局面。這不僅威脅著漁民的生活,同樣嚴重影響了烏干達的工業。
利用甘蔗發電。鑒于這些情況,烏干達政府制定了一項能源戰略,其中包括基于生物質的熱電聯產電廠,這種電廠能為制造過程同時提供電力和熱能。烏干達最大的蔗糖生產商Kakira Sugar Works(KSW)就是這樣的項目*。KSW離維多利亞湖邊約有9萬人的小鎮Jinja有15公里。“KSW每天壓榨3500噸甘蔗,并且想將日壓榨量提升到6000噸。”西門子印度的一名項目經理Rani Sodhi說道。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甘蔗壓榨后的甘蔗渣將在鍋爐里燃燒,產生高壓蒸汽,用來驅動工廠的壓榨機并生產電能。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與來自西門子印度公司和西門子肯尼亞公司的專家攜手合作。”KSW電氣工程經理Ganeson Sundararaman說道,“我們對印度項目管理的實力堅信不疑,因為西門子印度公司執行過類似項目。在許多情況下,對于我們而言,與曾經面對過類似挑戰的公司合作將更為輕松。具有類似發展模式的國家了解我們的問題所在并激勵著我們。比如印度,30年前它是一個農業大國,但過去20年來,它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兩位數。”
印度如今在非洲市場大展身手并不令人意外。在2011年印非峰會上,印度政府宣布了多個新計劃,包括向2.2萬名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努力促進非洲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計劃投資7億美元建設包括位于加納的印非信息技術研究所等機構。
所有這些都是南南合作(SSC)的典型范例。南南合作是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當時77個發展中國家組成了一個松散聯盟,追尋共同的經濟利益和增強集團的政治影響力。今天的南南合作簽訂了許多契約,包括債務減免和貿易協定以及技術交換協議。
“Kakira合作”將西門子印度和西門子肯尼亞團隊的專業知識融合在一起。“我們的目標是設計整個熱電聯產項目,監督項目的實施。” Sodhi指出,“西門子肯尼亞主要負責電廠設備安裝和現場協調。來自印度的五個團隊成員經常前往Kakira,并與肯尼亞的同事經常聯系。”這個熱電聯產電廠幫助KSW實現了電力自給自足,并通過新鋪設的電力線向烏干達國家電網輸送14兆瓦的電力。KSW正在計劃到2012年7月將其日壓榨量增加至1.2萬噸,將并網電能增加至32兆瓦。除這些益處外,Kakira擴建工程通過利用可再生資源發電,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使農民增加種植甘蔗,增加了偏遠地區的收入。這個項目中西門子南南合作就是甜蜜的成功——是未來合作的*。
Renn:德國同幾乎所有其他代議民主制國家一樣,體制運轉得很好。但是,當決策影響到個人利益時,我們的政治體制往往不能處理。那些受到決策不利影響的群體通常看不到相關方面考慮到他們的利益,也不會理解為何制定這樣或那樣的決策。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解散公權,但是如果公民能夠直接參與決策,尤其是在地方事務上,這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這不是抗衡,實際上它是一種雙贏。公民有了表達呼聲的渠道,而對于具備穩固民主基礎的項目,政府部門也會贏得更多的公眾支持。對話能帶來透明度;通過對話,受影響的公民得以向決策制定者表達民意,以及澄清開放性問題。公民參與過程允許人們參與進來,共同努力找到解決方案。
Renn:世界越是復雜,人們就會越固守自己熟悉并且認為有價值、很重要的方面。這也就是說,任何影響到個人自身或其所處環境的改變,在初期都會受到質疑。同時,對于復雜的問題,你要向公民開放信息。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每一個參與過程都不應該附加任何先決條件,而留有改變和新思路的余地。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決策通常無益于參與過程。任何尋求不經協商便獲通過的人,都不應該去參加公民參與過程,公民參與本身的含義就在于影響決策制定過程。最后,這還涉及到對人性的認識問題。如果你認為人們只會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你就會對公民參與有質疑。但是如果你認為人們整體上還是能夠著眼于大局的,如果你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來思考、反思,如果你為他們提供所需的信息,那么你就會發現公民參與是很有益的事。這正如先哲老子所說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
Renn:視情況而定。如果問題是局部的,就應該讓直接受影響的人參與決策制定過程。但是如果問題涉及到更廣的范圍,則更適宜選擇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的人來參與,因為他們可以公正地考慮和衡量所有爭議,比如審判程序中的陪審團。
Renn:有三種方式來進行選擇。我們邀請受影響群體的代表、征集志愿者或者從受影響地區隨機選擇參與者。有時我們也將這三種方式結合起來。當然,如果參與者們觀念開明,樂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是抱著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自己立場的態度而來,那么事情就會簡單得多。
Renn:成功與否并不取決于某項措施是否最終得到實施。公平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每個人都應該有參與的機會,所有公民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權力,履行同等的義務。尤其是在解決復雜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對背景知識的了解是同步的。正因如此,我們才從信息溝通會開始著手。只有政府對公民給予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確保他們的建議得到實施,公民參與才有意義。最后,參與過程的利弊之比應該合理。
Renn:這要一分為二地去看。社交網絡使我們能夠更快地組織此類過程,并且觸及更廣泛的人群。但是虛擬論壇永遠無法取代面對面的對話,因為隨著討論的深入,它往往會變得非常動態、復雜,而直接的接觸可以更好地調整形勢。如果想要做出均衡的判斷,這一點很重要。
Renn:經合組織成員國將擴大公民參與,在此過程中,公民對多種方案加以權衡,考量潛在的后果,最終向政府提出建議。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新興的中產階層將越來越多地尋求參與權,至于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參與過程如何實施則尚待觀望。
Renn:當然可以。比如我們可以借鑒瑞士的經驗,不過巴西等國也有很值得借鑒的地方。重要的是,各方以善意的心態坐在一起,并且有明確界定的職責范圍、清晰而有組織的流程,還要有專業人士的支持。
Renn:如果能實現,那應該是因為公共利益戰勝了私心。這樣的結果表明大部分人認識到為了實現所需的能源體系轉型,這是必然之舉。受影響的群體應該是在初期便參與到該過程中,當局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但是鑒于目前的時間壓力,要實現這個愿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